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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2019-10-27 18:47:52 | 来源: 通讯

钮文新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刘鹤副总理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心理上的。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发起贸易战,其实质可能就是要从心理上对中国实行攻击,通过“羊群效应”挤爆中国债务或房地产泡沫而摧毁中国经济。由此可见,贸易战背后是金融战。我们需要给出的进一步判断是:金融战的核心是股市摧毁战,而更加深入的判断是:美国极可能通过击垮中国股市为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理论上说:中国“股价极致性下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产业投资完全开放(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国资本可以大肆廉价收购中国资产”。鉴于股市聚集着中国90%以上的优质产业资本,而且中国具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产业资产及其定价权一旦被“注水美元”大量购入并控制,同时加入美国技术能力与这些产业资本结合的预期,美国债务泡沫和美元泡沫将会被相应填实,美元霸权很有可能因此而获得坚实的“第二支点”——实业资本直接控制权。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如果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和第二支点”合成一体,那美国将实现从资源到消费品——全产业链控制,由此美元霸权将坚不可摧,永久无可替换。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个“海外民间投资公司(OpIC)”,这是一家典型的美国政府背景的公司,特朗普上任之初本打算撤掉这家公司,但2018年9月4日传出消息(台湾《工商时报》援引《华尔街日报》消息)称:OpIC不但不会撤销,而且将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的同类机构合并成立“美国国际开发融资公司(IDFC)”,并扩大了它的职责范围,投资上限从300亿美元增加至600亿美元。这一被俗称为“OpIC扩权法案”的海外投资计划已经同时遭到美国政府和国会众议院支持,现在只等参议院通过,而消息称,该计划大概率获得参议院通过。国际社会普遍猜想,“OpIC扩权法案”是针对中国“一带一路”来的,但真正意图何在,恐怕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钮文新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美元霸权“第一支点”摇晃

过去40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呈现3大特点:1是以美元为核心;二是以金融为主导;3是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为基础;3大特点合成美国霸权的巨额利益——铸币税,也就是美国自己不生产,但可以用美元在它国任意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尤其是一般消费品。用货币符号占有它国人民的劳动成果,这就是最低本钱、最高收益的“铸币税”,也是巨额贸易利益之所在。为了实现这样的利益,美国必须确保国际大宗资源贸易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确保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就是所谓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

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撼动了美元霸权赖以存在的“第一支点”,哪一个维系了近40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因美元地位的不断弱化而渐渐失去光泽,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顺势滑坡。

历史地看,维系美元霸权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第一,美国必须保持无限度的贸易逆差,以此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并成为其它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美国必须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如图1所示),以此确保美国越来越多地增加进口,输出美元。这种明显不可延续的经济模式还能保持多久?实际上,无论是古老的“特里芬困境”,还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国的伤害,已动摇了美元信任和信用。这一点,从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越来越多地持有黄金而相应减少美国国债持持有量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取得证据。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统计,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已从2008年之前的60%以上,下降至2018年的40%左右。这实际说明,金融危机产生后,世界各国改变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欲望和行动与日俱增。

钮文新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第二,美国必须保证无限度的国债发行能力,且必须确保美国国债的绝对安全,这是美国保持巨额贸易赤字的前提条件。但是,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间,美国国债从9万亿美元涨到21万亿美元,达到GDp的108%(见图2),再加上特朗普大幅减税和增加政府基建投资的政策,美国政府支出必须更多依赖大幅地提高债务发行能力。在此背景下,国债上限制约稍有增加,美国政府立即面临关门窘境,这样的情况在2008年以后常常出现,而且频率越来越高。

第三,美国需要无限期容忍服务业主导本土经济,尤其是金融对国家经济的绝对控制地位,这导致美国必须无限期、无限度容忍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如果我们确信实体经济、制造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必定是以财富再分配作为获利手段,尤其是金融业。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是财富创造能力的不断弱化,一方面是财富再分配能力的不断强化,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加重。从过去40年的情况看,美国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大,工资收入绝对下降,正在愈来愈多地依赖信用卡透支维系消费水平,而且信用卡透支余额越来越大(见图3)。2018年3月美联储的调查显示,美国有40%的国民没有能力立即拿出400美元救急。这当然会引发许多致命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时刻遭到威逼,一旦透支停止,消费消失,美国经济断崖式衰退;再比如社会骚乱频频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校园枪击案撼动了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四,美国必须永久确保在全球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确保资源输出国出口交易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但是,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输出能力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有效恢复,而且不断弱化美元在其资源输出贸易中的占比,这实际已减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撼动了美元霸权赖以存续的一个重要基础。军事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美国国债发行常常遭遇上限束缚、而美国政府因此而频现关门的条件下,美国军费开支还有多大能力持续增加?有多大能力确保美国军力在全球的绝对优势?

第五,需要其它国家对美国国债拥有无限的增持热忱,这是美国国债极为重要的发行保障,但美国财政部2018年8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在34个海外美债持有国中,最少有12个最大的债权人集中抛售了美债,俄罗斯和土耳其乃至清仓兜售。从具体数字看,2008年,美国国债余额9万亿美元左右,境外投资者美国国债余额大致在4万亿美元,占比大约45%;但到2018年,美国国债余额21万亿美元,而境外投资者大致持有6.2万亿美元,占比降至30%左右。这说明,其它国家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热情正在不断消弱。

固然,还有一些支撑美元霸权的条件也在弱化。比如,世界各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再比如,各国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关照已弱化了金融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等等。上述这些改变都说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的比较正在产生的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都将成为美国经济本身致命的问题,这当然会让美国政府实实在在地感到压力而焦虑不安,如果不能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不仅美元霸权利益将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同时会带给美国灾难性的后果。试想,万一美元霸权“第一支点”倾倒,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解体?是否是意味着美国面临巨额的美债、美元的全球性抛售?这固然是远胜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大经济灾祸,它甚至可能导致美国经济从此萎靡不振,进而失去未来。

这当然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和不能允许的未来。所以,美国也必须和时间赛跑;所以,美国需要特朗普这位“癫狂总统”。在抓狂中大打“迷踪拳”是否能够让美国“再伟大”?时间是最大的问题,无论对谁。

有人认为,美国具有绝对优势的科技实力和人才实力,所以不愁实体经济的快速恢复,但实际并不容易,从过去的实践看,在过去那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美国的技术能力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跨国公司利润因避税而大量保存海外,但它们的债务却留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和民众无法取得足够的好处,反而过度的债务却弱化了美国本土经济的强度,这是否是也会对美元霸权构成严重威逼。

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

美元霸权的“第一支点”是全球资源贸易计价和结算权,但倚重这1特权发财,不仅无时无刻需要面对“特里芬窘境”,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美元只能依赖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去更多发行美元,并借以实现“铸币税”利益最大化。这类“薅羊毛式”的“零和掠夺”,不但早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感、乃至痛恨,而且上述前提条件的制约和软肋也已经被世界看得清清楚楚,随着经济成本、军事代价愈来愈高,美元霸权的负效应日益明显。实际上,欧元的诞生就是为了削弱美国霸权,而其诞生之日也必成为美元的心腹大患。当然还有人民币的不断崛起,它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弱化美元霸权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寻求改变,必须为美元找到并构筑起更为坚实而壮硕的“第二支点”。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特朗普大打“迷踪拳”但万变不离其宗——为美元霸权构筑“第二支点”,而这个“第二支点”是:美元通过全球制造业资本的直接控制,让财富创造力变成美元霸权扩张的坚实支点;如果“第一支点和第二支点”合成一体,将构成美元对全球经济——从资源到终究消费品的全产业链控制,而一旦成功构筑,美元霸权将彻底掌控全球经济,而且坚不可摧,永无替代。

实际上,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就提出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的政策主张,而上台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为何要搞“再工业化”?我们认为,表层缘由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世界看到,哪怕是美国这样具有绝对货币霸权和超级金融能力的国家,如果任由制造业不断衰落,任由经济空心化不断发育,它同样逃不过金融危机的命运。而且,其危机之深刻、影响之深远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所能比拟的。所以,美国必须逆转制造业颓势,改变经济空心化趋势,因此提出“再工业化”政策主张。

那“再工业化”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哪?我们的研究判断是:通过“再工业化”让美国的科技实力变成财富创造力,再以财富创造力为美元霸权构筑更加坚实、更加有效的支撑点。试想,如果美国通过产业科技优势主导全球产业资本价值,而美元又直接控制着全球产业资本的市场定价权,那美元不但可以根据资源涨价而扩大,而且还可以根据产业资本价值和价格提升而获得扩大,甚至还可以根据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而扩张,这将是何等巨大的权利?何等巨额的“铸币税”利益?如果真能实现这样的美元霸权,那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而美元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到那时,所有国家货币将永远失去摆脱美元控制的基础条件,而现在存续于世的美元数量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美元泡沫将不复存在,而美元霸权将因此取得极致化的权力和利益,再也没有对手。

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认为,最少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否则我们根本没法解释美国为何要做事与愿违的事情。比如,以削减美国贸易逆差为借口启动关税手段制约中国,但美国贸易逆差却愈来愈大;以恢复工业、吸引国外投资为理由大幅减税,但外国对美直接投资(FDI)在全球占比却不断下降。我们再次重申刘鹤副总理的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多是心理上的。我深信这是中央经过长时间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

瞄准中国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美国通过大幅减低企业所得税、实行实际较低的融资成本,以及不断提高的进口关税是为了实现美国“本土再工业化”。但在我看,美国实施“本土再工业化”政策仅仅是进程,是手段,而不是真正目的。其终极目标在于:对全球实体经济资本的直接控制。所以,与其说美国在搞“再工业化”,不如说是在搞“全球工业再控制”。

为什么说“本土再工业化”只是手段?其一,通过“本土再工业化”政策和加息、缩表等手段吸引金融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这会造成所有发展中国家金融恐慌,从心理上、预期上击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信心,进而摧毁其产业资本价格(股市价格),为美元收购创造条件;其二,真正要把其他国家产业资本吸引到美国建厂生产,这不是美国政府单方意志所能决定的,它不但取决于企业家意愿,而且也必会遭到各企业所在国政府的阻止。实际上,特朗普实行各种政策手段之后,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FDI)中的占比不升反降,而其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这体现了美国政策事与愿违的特征,也反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惯性强大,不可能说变就变。但美国这不会因此而停止实施“本土再工业化”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本土再工业化”,而很可能是声东击西,为的是击垮发展中国家货币稳定,击垮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进而击垮这些国家民众的经济信心,为“注水美元”在全球收购廉价实业资产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市场条件。

很显然,美国这次的着力点是中国。因为,中国具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从这一点上看,另外两个实体经济为本国家——德国和日本都不及中国。但有人会问:中国实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远不及德国和日本,美国凭什么贪图中国实业产业?我们认为,恰恰由于中国实体产业技术相对落后,反而更加符合美国的胃口,因为美国自身的技术能力超级强大,如何收购技术能力已很强的德国和日本企业,美国技术反而会有诸多不适应,而且资产升值空间有限。所以,只有全力掌控中国中低端产能,才会使美国技术具有应用空间,整体资产才会有更大升值空间。更何况,中低端消费品才是人类生活必需品,才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

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认为,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技术战、军事战的目的绝非贸易平衡,也不是什么政治因素或“一带一路”,而这些说辞不过是多角度恐吓的不同工具而已,其核心和关键只有三条:第一,从心理上击垮中国民众的经济信心,并使股市无度暴跌,让中国实体产业资本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第二,逼迫中国“无度开放”资本市场,甚至逼迫中国政府放弃国有企业的权益维护;第三,美国政府放宽对人民币贬值容忍度,一面拿贬值当说辞,一面纵容人民币贬值攻击。三者相加的结果是:美元更具收购中国资产优势的基础条件。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使用“超级大棒加小胡萝卜”的方式,让民主党、共和党轮番登场,所谈内容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拉拉打打,但核心指向一个目标:尽量满足美国胃口的、极致化的资本市场开放,尤其在放弃资本跨境流动管制方面、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方面更是让美国急得两眼冒火。实际上,从当下中国“非正规媒体和境外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场看,前者高呼中国股市就该没玩没了下跌,跌到“有价值”自然有人买;后者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开放、再开放,永久的开放度不够。

需要郑重申明的是:我们坚决拥戴改革开放的国策,但我们也必须坚持“有管理开放”的主张,而坚决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础上“无条件开放”。人类经济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的经济体,越需要更为高超而有效的管理手段。从实际情况看,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遵守“有管理开放”的原则,不管美国还是欧洲,它国资本收购本国企业必须经过政府部门的严格评估和审批,关系重大的收购案例乃至需要国会审议。从历史经验看,亚洲和拉美国家实行“无条件开放”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开放与管理相辅相成,开放是改革管理的进程,而绝非排挤管理的进程,管理绝不意味着封闭。

有人认为,我们的核心资产参与流通的股份有限,而且大部分还是控制在我们自己手上,所以股市收购仅仅针对一小部分股权,不会致使大权旁落。但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而不是控股权,股票价格控制完全可以到达、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到达控制企业的目的。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告知我们,当核心资产价格(股价)过低时,政府绝不允许他国资本以控制企业为目标收购这些资产。金融危机之后,境外投资者购买美国金融巨头的股票,都必须经过美国政府严格的实质性审查,要买只能是投资性目的,但不管股权占比多大,都不允许主导或控制公司经营行动。

中国怎么办?

中美经济各有优势,原本它是可以互补的,但美国刻意破坏这种互补关系,同时疏忽中国为中美经济平衡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正说明美国另有意图。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施压中国的手段不断升级,变本加厉;所以我们绝不仅仅是防备的问题,而需要实实在在地采取应战策略。

鉴于美元霸权实际还在,而维护美元霸权的各种手段和工具仍然强大,而且在施压中国过程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打破空想,底线思维;游击战术,各打各的”,尽可能在“交道”进程中争取主动。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制定“反战策略”需要遵守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5项建议:

第一,以不妥协为主,把握好让步与不妥协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势态的发展看,当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敌对对手的情况下,就摆明美国的诉求已不是简单的谈判与让步的合作模式,而是一种剧烈的经济斗争,所以妥协没有任何意义,而我们的任何妥协,都会变成对方加高筹马的基础、得寸进尺的新起点,如此没完没了。况且,世界并非一个美国,中国对美国给出的条件,也必须给予世界其他国家,这会使中国变成巨大的“渔翁之利”,如此非常被动。所以,为争取主动,我们需要以不妥协为主。但是,在我们希望改革开放的领域,则需要采取主动原则,先给世界友好国家。

第二,以不接招为主,掌控好接招与不接招的辩证关系,这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想打、你就打,我不一定接招儿。对我们需要进口的商品,该怎么进口就怎么进口,以价格最低为原则,其实不排挤从美国进口;把“正义的反制手段”当做达摩克里斯剑,在压低进口价格的同时,压低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成本,让广大中国人民受益,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来往尽可能少受、甚至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让国际市场消除“渔翁之利”的贪念;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中国改革开放是为人类福祉的理念,尤其应当允许那些不反对中国的美国农民和中国正常做生意,让他们充分意想到特朗普政策是错误的。

第三,爱谈不谈。基于上述两条,表明我们已不抱空想,所以我们在谈判桌上也就没什么可谈了。既然如此,要谈,你来找我谈,但要谈必须同等姿态,对等妥协,否则就没得谈,以此争取主动。至于开放的程度和条件,必须以我为主;社会制度是主权问题,不谈判;国企不是问题,由于中国大型国企、民企与美国大企业一样,都是公有制企业。

第四,以主动姿态寻求中美贸易平衡的主导方法是:针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实行“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同时关税收入返还企业。所谓“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大致三条:其一,说不准什么时候停止,提醒希望抢夺中国市场的它国投资者,不要盲目在中国优势领域投资;其二,税率高低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以中美贸易平衡为准,提示美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有可能影响美国物价,但一段时间之后会稳定下来;其三,关税收入返还对美出口企业,弥补其对美出口的数量损失。固然,中国还需要告知TWO和世界各国:实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是中国迫不得已的结果,它只适合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不适宜任何其它国家。

第五,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问题的解决上,要尽快而有效地让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毕竟发展自己才是硬道理。至于如何使中国自身的问题获得尽快解决?这取决于对中国经济关键问题的正确认识。我们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是中国目前一切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源头,必须首先破解。破解的关键在于:依据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根本要求,改革金融机制,完全扭转金融短期化趋势。为此,我们提出“关于中国货币和金融改革的10点建议”,详见《中国经济周刊》10月15日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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